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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吴宓

热度 3已有 1485 次阅读2009-8-26 21:38 |个人分类:文学名家|系统分类:文学名家|

吴宓
叶兆言
录自《陈旧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版

  最初知道吴宓先生,是把他当作新文学的反面人物。只知道这人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凡是胡适先生赞成的,他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因为1949年以后,胡适跟国民党走了,仅仅是反对胡适,也算是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吴宓还反对鲁迅,反对一大堆本世纪初大家认为是新的事物。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几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在野鸡大学里混一块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些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用不着再介绍。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赞美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关于他的梗直,确实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是)[最]纯粹。很典型的一个笑话,是抗战期间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突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我一向怀疑,今日许多名人轶事,全是当年小报记者的添油加醋。吴宓愤怒时,确实说过“欲尽杀一切谋改汉文之人”的狂话,是书呆子的牢骚,当不得真。他显然是性情中人,自称古典主义,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热爱。他本质上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他的至理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才放车子过去。他的做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口袋里的钱自然要比学生多,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女学生去打牙祭。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
  吴宓一生中爱过的女人无数,最荒唐的,就是为女学生作弊,自己翻译了文章,署上女学生名字,推荐出去发表。为人师表这么做,显然太过分,他一生中,曾被太多的女人利用,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鱼没吃着,沾了一身腥。在吴宓所爱的女人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毛彦文,他曾向别人描述过数不清的版本,结果后人根本就弄不清哪个故事才是真的。吴宓死后,留下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随处可见毛彦文的名字,然而即使是他自己留下的文字,也需要读者仔细辨别才行。吴宓的日记中,还有很多别的女人,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同时期文人绝对无法比较[的]。
  吴宓的情感生活是丰富的,这种丰富,永远无法代替现实生活中的寂寞。在日记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他是个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的认真人,虽然“复为性欲压迫,几不能一日平静”,但是他并没有寻花问柳、道德败坏地去玩弄女学生。毕竟,爱女学生和玩弄女学生有着天壤之别。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加)[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学人的学术根底都戳穿不得。说穿了或许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去换钱。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
  “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胆小,放弃当初的许诺,写了悔过书,顺利念完清华,如期出国深造。一进一退,结果自然不一样,吴宓学成(照)[归]国,前途辉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了教师,潦倒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在清贫中英年早(世)[逝],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当教授,曾经可以过非常奢侈的生活。吴宓读清华的时候,清华还只是相当于今天的中专,因为有留美这样的特殊背景,清华越来越阔,越来越牛气。吴宓是清华大学的元老,按资历,要在闻一多之上,闻是吴晚几届的校友,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吴差不多是回国,1927年,闻一多出任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月薪大约三百元,这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二千元。以吴宓的名气和资格,收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目。当时的名教授不仅有经济地位,还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官僚们纷纷南下,北京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城,有着非常良好的学术环境,这段黄金岁月让后来的许多文化人向往。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在吴宓的故事中,陈吴长达五十年深厚的友谊常被人津津乐道。做学问的人眼里,教授是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吴宓的幸运,在于很轻易地就得到了教授的头衔,因为这头衔,他享受过世俗眼里的好日子。然而,吴宓毕竟不是趋时的人物,比较文学变得时髦是后来的事情,他的学问虽然不像陈寅恪那样曲高和寡,却同样难逃无人喝彩的厄运。吴宓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并非如意的一生里,他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了断,而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不知所措,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
  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待,直到不能说话为止。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吴宓虽然熬到1978年,但是左的思潮尚未肃清,依然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
  “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本文初发表于《收获》2000年第二期,题为《阅读吴宓》。后被收录入《解析吴宓》等各书中。叶兆言先生结集为《陈旧人物》时,对文章内容进行了修订,文字与《收获》初刊版有较大出入。今由三秦记小组据《陈旧人物》录入,原书误排处已一一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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