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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二)

2009-1-8 06:3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61| 评论: 0

摘要: 张五常: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二)   凯恩斯曾经说:「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困难吗?不难,是容易的学问,但杰出者甚少。」我同意这判断。凯氏认为经济学难以杰出,因为某程度上从事者需要是个哲学家、史学家、数学 ...

张五常: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二)


  凯恩斯曾经说:「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困难吗?不难,是容易的学问,但杰出者甚少。」我同意这判断。凯氏认为经济学难以杰出,因为某程度上从事者需要是个哲学家、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周身刀的。这观点我不一定同意。我认为经济学难达大成,主要是概念不容易掌握,理论太多,搞得太复杂,而最大的困难是从事者对真实世界知得少,知得太少了。像戴维德、高斯那种人,不懂或不用数,理论知得不多,但他们对基础理念有充分的掌握,对世事知得多,足够。
  我们不需要有这些大师的天赋才可以达到师级的层面,但要懂得学习的方法。我自己走过不少冤枉路,误入歧途好几次,可幸及时惊觉,回头是岸,再走。尝试又尝试,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打上去。教同学,我只能把自己的经验申述一下。
  我认为重要的起点,是入门者要知道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架构,跟着是掌握这架构中的概念与简单理论。有了基础,不妨尝试比较复杂的理论。天赋奇高可以不管复杂的,但我的经验,是猛攻一阵复杂的,再回到简单的基础会有新的理解。三十岁前,我来来回回好几次,到三十五岁,知道基础架构的掌握充分,概念的理解通透,就再不管复杂的理论了。
  这架构就是前文说过的:一、人的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二、选择的第一个公理,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三、量度极大化的价值概念与局限概念皆重要,掌握不能有差池;四、局限转变引起的行为转变,要受到约束,而这约束主要是需求定律。
  这就带来我个人认为是经济学最难处理的地方。局限转变带来的行为转变,要受需求定律的约束。需求定律是约束价格的转变与需求量的转变。因此,要解释行为,任何局限转变,处理的人必须或明或暗地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一个价的转变。不容易。更头痛的是,很多行为不通过市场,需求量不一定是市场成交的物品。可幸的是,需求定律的用途,不限于市场物品。任何有价值的物品这定律都可以用,包括声誉、友情、信仰等。不在市场成交,没有市价或价格,用需求定律可以不用市价。非市场的物品,价格变为代价,也即是成本了。
  「成本」是cost的中译,不大正确。较佳的译法是「机会成本」,有点不妥,因为经济学没有不是机会成本的成本。最好的译法应该是「代价」,但说「生产代价」中文不容易接受。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是格外重视概念的,而其中最难掌握得好是成本的概念。懂得把任何局限转变翻为成本转变,也即是翻为代价转变,需求定律的运用就过了最困难的一关。可以相当复杂:一项局限的转变可以牵涉到好几方面的需求,因而牵涉到好几方面的代价转变。学而时习之,熟能生巧,我自己到四十岁后,得心应手,任何局限转变,想到与某方面的需求有关时,代价的升升降降立刻知道。
  《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对成本有详尽的解释,而卷三(《制度的选择》)分析产权与制度,带到社会成本(代价)那方面去,也说得详尽。同学要注意,有些价值,可以倒转过来看为成本,例如租值。又例如利息是收入,转换角度可以作为成本看。三十年前,与老师艾智仁研讨某话题,书信来来回回好几次,其中一次我写道:「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cost, but the whole of cost)」他回信大赞,显然认为我学满了师。
  成本的正确概念本来就不容易掌握(见《供应的行为》),而加上产权问题、交易费用、非市场物品等,「成本」或「局限」的转变来得更复杂了。然而,要通过需求定律来解释人的行为,我们一定要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要记着,凡是转变,不管是代价还是行为,一定是「边际」的,所以解释行为或现象要从边际转变的角度入手。这又带到序数量度或排列选择给我们的方便了。那些批评交易费用难以量度或无从量度,因而没有用场的众君子,是经济解释的门外汉。
  有一件事不妨一提。杨小凯曾经批评我不懂得边际分析,但巴赛尔却说边际分析我用得出神入化。二者有冲突吗?不一定。小凯是搞数学经济的,没有作过实证经济研究,从始至终停留在象牙塔内。我是搞实证研究的,数学的边际分析只学几天就认为足够(考理论当年永远第一),早就跑出象牙塔,走到真实世界中,落手落脚地搞起来。在真实世界看边际转变,可以小若沙尘,可以巨似泰山。数学的边际分析与验证的边际处理是两回事。
  这就带来我要说的实践经济学的重点。要解释行为,局限的转变不可以子虚乌有,其转变一定要有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支持,而如果交易费用等转变不容易一分一毫地量度,以序数排列转变的或大或小有可为。然而,局限转变不易体会,翻为一个价或代价的转变也困难。可以做到,不易。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处理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一般不是一个市价转变那么简单,绝大部分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得,也不是博士之后坐在办公室内可以知道。同学们从开始学经济时就要走到真实世界去,在街头巷尾到处跑,好奇地观察,不断地试行以学得的简单理论解释,即是要试行推出假说,然后把观察到的现象作验证。要多做,甚至天天做,开头会觉得经济理论没有什么解释力,但坚持下去,「破案」的实例会愈来愈多,过了几年会觉得复杂的世界一般有简单的理论解释。
  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所有实证自然科学,不管是物理、生物或化学,学生从中学起就要做实验室工作。经济也是实证科学,但就是进入了大学也没有实验室课程。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大家生活在其中,但大学的教授可没有规定学生要到处观察,不断地试行解释,而那些所谓「实验」课程,只不过拿着些不知怎样弄出来的数字,作些什么统计分析。
  一个真实的故事支持我的投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史德拉(G. J. Stigler),是鲁宾逊夫人(J. Robinson)之后的高举以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解释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的专家。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教价格分歧时,史德拉说:「我们不可能在一间商店内,同时同地,同样物品,找到两个不同的价格。」一位坐在课室后排的同学,举手说:「就在校园邻近的那间电影院,说明普通人入场二元二角半,学生一元二角半,同院同时间,电影一样,座位是先到先选的。」史德拉无法回应,在讲台上行来行去,行了几分钟,突然大声对该同学说:「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会把该电影院烧掉!」
  同学们都知道,在任何顾客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店内,价格分歧是必然的效果。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史德拉怎可以不知道呢?事实上,一九八三到八五,连续三年的年宵我带学生到香港的街头卖桔,试行价格分歧,因而知道,虽然不同弹性系数在逻辑上支持价格分歧的行为,但实际上不同顾客有不同的讯息费用,也有不同的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而这些局限的不同,对价格分歧的决定性比弹性系数的不同重要得多。
  一篇今天还很大名的文章,写于七十年代后期,三位作者在原稿中举出石油运输的例子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说:「石油公司拥有自己的输油管,不租用,但运油船却租用,不拥有。」我当时是几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写信给作者,说:「所有石油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油船队;租用输油管在行内盛行。」文章发表时,三位作者只取消了石油运输的例子,原文的理论假说不改!这等于史德拉把电影院烧掉了。捆绑销售是大题目,没有一个作者真的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全线逼销也精彩,但除了区区在下,没有经济学者知道这种逼销只限于生产商或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而且一定是短暂的。Signaling也是曾获诺奖的题材,其理论却解释不了最明显的有关现象:玉石原件出售,购买者要看石皮而猜其内——卖家不把原件切开,增加了讯息费用。睁大眼睛看世界,signaling这项胡闹经济题材不会存在。
  真实世界的现场观察与探讨,是经济学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对经济解释帮助最大的。二百多年前,史密斯是这样搞起经济学的。同学们要回到史前辈的传统去。
  执笔写这最后一节时,佛利民谢世几天,而再几天我七十一岁了。光流水逝,岁月无情,今天的经济学已经不是佛老和我熟知的传统了。回顾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奇怪地发现,可以憩息或流连一下的、有整体架构的作品,大约三四十年出现一次。武断地排列,可举史密斯(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李嘉图(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米尔(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马歇尔(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1933),佛利民(M. Friedman, Price Theory, 1962)等。我自己的三卷本《经济解释》二○○二年完工,与佛老之作刚好相隔四十年,是传统的时距,但因为用中文动笔,能否成为「憩息」之所恐怕要多年后才知道。不是没有机会的。一脉相承,《经济解释》是「古文」,虽然大手改进与补充了,但没有自立门户,有传统的支持。另一方面,读经济的中国学子实在多,人多势众,说不定其中有兴趣的会把我的思想发展下去。
  乐观地看,虽然那三卷本还没有在国内出版,但学子从网上打印下来阅读的无数,而好些大学已经指定为需要的读物了。悲观地看,虽然从传统发展出来,但今天的「主流」脱离了传统,与我主张的学问格格不入。我不想在这里批评我知得不多的新潮学问,但认为如果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再感兴趣,他们总要回到我这边来——真理站在我这边。
  不容易明白发生了些什么事。十多年前与一些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倾谈,或接见一些求职的经济学博士,我发觉没有一个读过马歇尔!想来他们的老师也没有读过。是自然科学的不良影响吧。自然科学,学理论要学今天的,不用管前人怎样说。四十五年前作学生时,经济老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身为价格理论大师而又是经济思想史泰斗的史德拉,说研究思想史只是为了兴趣,理论学今天的算了。
  问题是虽然科学方法相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前者,实际可用的理论不多,说来简单,但千变万化,基础不容易掌握得通透,而略有差池,变化就不容易搞上去。搞经济分析主要是搞变化。以我之见,当我们说前辈经济大师错了,主要因为概念拿不准,变化搞错了。但某变化错,不等于所有变化皆错。好比李嘉图,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前辈的其它理论全盘皆错。真的吗?三十年前我写知识产权与发明专利,就用上众人皆说是错了的李嘉图的「差别租值」(differential rent)理论(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五八二至五八九页),巴赛尔识货,频呼精彩。又好比Cournot的双头竞争(duopoly)理论,一般学者早就认为过了时,不中用。一九六九年我推出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理论,同事们无不哗然,说天才了得,可惜赞声未了,自己却发现该理论是Cournot的双头竞争的另一个版本(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一八二至一九○页)。
  经济学要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样看,简单的理论要搞出精彩的变化来。像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其天才不会在佛利民之下,比起今天的经济学新秀,相差何止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我之幸,懂得佩服天才,所以当年拜读前贤之作,懒得管是对是错,只跟着他们的变化思维,跟着他们想。后来学满了师,放胆地走自己的路,把前辈的分析修改得近于面目全非,意之所之地加进自己想出来的变化,大部分来自街头巷尾的观察给我的启发。但因为传统不变,今天我还是个古人。
  同学们读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要注意到我刻意地淘汰了所有我认为用场不大的复杂理论,集中于把简单而又不可或缺的,在变化上发挥。我认为只有这样,同学们才有机会可以不拜读古书而还能学得一些经济解释的法门。不是说古人之作不需要读了,但投资成本高,而在漠视传统的「新潮」下,要求同学拜读李嘉图,甚或近如马歇尔,很有点苛求。
  我的《经济解释》坚持验证假说要用上可以观察到的变量,对均衡理念提出一个新阐释,需求定律从头用到尾,从价格到利息到成本到租值等概念,翻来覆去地陈述,而何谓「量」的多种变化,也是不停地变下去。最重要的改进,是加入了交易费用,从而引进当年我创立的合约安排的选择的分析。这改进幅度很大,同学们恐怕一下子不容易接受,因为从合约的角度看市场,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不容易分开来。
  传统的价格理论,或不大正确地称为微观经济学的,集中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制度何物要不是胡说八道,就是作为另一门学问看。引进交易费用作为无可避免的一种局限,所有制度上的安排都是因为交易费用而起,而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再不能独自处理,要与制度的选择一起看。史密斯当年知道要这样看世界才对。但跟着的发展,为了理论的处理需要简化,经济学者在有意或无意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再后来搞出笑话:以Walras为首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因为明确地假设拍卖(交易)费用是零,逻辑上不仅不可能有生产要素市场,产品有多少种类根本无从界定,而严格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会有任何市场的。方程式好看,内容空洞,半点解释力也没有,Walras与追随者搞的是艺术作品,科学怎样也谈不上。
  上述的发展与我选走的路不一样。他们以复杂的理论为起点,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把理论简化。我则以简单的理论为起点,加进交易费用而使变化复杂起来。对我来说,经济解释要选走哪一方是明显的。
  自《经济解释》完工后,不少同学要求我继续写宏观经济。然而,我掌握的经济学,没有微观与宏观之分。永远起于个人的选择行为,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约束。看社会整体就是宏观,我们要懂得怎样把社会成员的个别行为加起来,从而达到一个经济理论可以推断的整体效果。至于一般人认为是宏观经济的数字,例如通胀、失业、经济增长等,这些年我的推断比一般的「宏观」大师准确,准很多——我的加法显然比他们的加法高明。就是没有深入地学过的货币「理论」,这几年为了人民币汇率的困扰,我提出的货币观也比较优胜。可见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有优、劣之别,却没有微、宏之分。
  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搞得差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从事者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足,于是,加上去作宏观加得不对。凯氏无疑是天才,但他对价格理论一知半解,四十多年前读他的《通论》时我就这样说。今天看,大部分的宏观学者恐怕也要补习一下。其二,像传统的「微观」那样,宏观学说忽略了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选择。这失误对「微观」已有大害,对宏观更显得是灾难性了。
  中国的经验支持我的看法。九十年代中期,朱镕基把急速通胀控制为零,跟着有通缩,而考虑到物品的质量急升,这通缩很严重。当时国内的房地产价格暴跌。一九九七年春天,几位来自北京的智囊朋友到深圳问我意见,说中国的发展看来要完蛋了。我说:「会完蛋的是香港,你们吉人天相,中国还会继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制度与西方的不同,怎可以用西方的不管制度何物的宏观理论来推断中国呢?发神经!后来香港得到北京协助(可以看为当年香港协助中国改革的回报),死不掉,但这是政治,我的推断可没有算进去。
  高斯认为西方的经济学发展入了歧途,无可救药,希望我能为中国的学子设想一下,救一救。本来是在三间大学的讲题,简略而又是没有准备的。想到高斯的话,一连五期,我用心地写了一万三千字。


  资料来源:http://hi.baidu.com/szstanlylin/blog/item/f18c3a7ae89429ed2e73b3d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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